我和鲁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友谊，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
，在东京订交的时候，便有缟带纻衣之情，从此互相关怀，不异于骨肉。
他在我的印象中，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，乃是四十余年前，他剪掉辫子后的喜悦的表情；最后的而且永远引起我的悲痛的，乃是十年前，他去世两个月前，依依惜别之情。
时为七月二十七日，他大病初愈，身体虽瘦，精神已健，我们二人长谈一日。
他以凯绥?珂勒惠支的《版画选集》题词赠我，词曰：“印造此书，自去年至今年，自病前至病后，手自经营，才得成就，持赠季市一册，以为纪念耳。”
晚上告别时，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，并且下楼送我上车。
这次下楼送我在本年还是第一次，因为前几次他都卧病在床，不能下楼。
哪里料得这一次的门前话别，便是我们的永诀呀！
三十五年之间，有二十年是晨夕相见的。
每次相见，他总是名言百出，机智疾流，使我得一种愉快的经验，恍如坐在春风之中。
这种愉快的经验，追忆起来，实在是举不胜举。
现在只就对于我个人方面的事实，略举数端：
一九一四年，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，我便依照吾越的乡风，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。
他只给瑛儿认识两上方块字：一个是“天”
字，一个是“人”
字。
这天、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来得广，世上一切现象（自然和人文），一切道德（天道和人道），可说包括无遗了。
又鲁迅最怕酬应，大抵可辞则辞，独对于我长女世琯的结婚那天，即一九三五年七月，居然偕景宋挈海婴惠临，而且到得很早。
后来才知道他为我曾费去了很多的光阴，说：“月初因为见了几回一个老朋友，又出席于他女儿的结婚，把译作搁起来了，后来须赶译，所以弄得没有工夫。”
（《鲁迅书简》第八一八页）。
我对于他的光临，觉得非常荣幸，对于耗损了他的宝贵的光阴，又觉得非常抱歉！
其它散见于拙著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中的甚多，概从略。
鲁迅之丧，我在北平，不能像汉朝范式的素车白马，不远千里地奔张劭之丧，一直迟到寒假，才得回南，至上海万国公墓中鲁迅墓地，献花圈以申“生刍一束”
之忱，归途成了一首《哭鲁迅墓》诗如下：
身后万民同雪涕，
生前孤剑独冲锋。
丹心浩气终黄土，
长夜凭谁叩晓钟。
杨君云萍，搜集我的关于鲁迅的杂文十篇，名曰《鲁迅的思想与生活》，将由台湾文化协进会出版，其热心从事可感。
因书数语于此。
公元一九四七年即民国三十六年五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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